寻找最适合中国的碳交易方法，就是在气候不公平的国际大环境下，公平地保证每个人的权益。

　　气候不公平，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地区不公平，举个例子，2019年把考拉都快烧没了的澳洲大火，损失最严重的是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农牧民，但是山火变得频繁这件事，明显是工业地区“贡献”更大。

　　第二种是时间上的不公平，21世纪承受着20世纪为了急速发展不得不牺牲环境带来的恶果，而我们现在大力治理的成效又可能要到过几十年才能真正体现。

　　第三种，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环保上的不公平，这点在发达国家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21世纪后，环境变化才开始猛增，但工业化进程是从18世纪开始的，发达地区早在上个世纪就完成了工业化，也就是说，它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早就达到了峰值，之后都会是逐步下降阶段。而欠发达地区起步晚，为了满足发展需要，工业活动只会多不会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肯定还会不断增长。

　　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像瑞典少女那样，主张全球都应该停下工业的脚步，放弃经济增长，对于那些连饭都吃不上的地区，就是一种明显的不公平。

　　当然了，即便是在北欧，瑞典少女也是属于激进一派。大国博弈不是过家家，光打嘴炮是不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就给全球各国定了一个“额度”，到2050年之前，所有国家最多最多只能排放8000亿吨二氧化碳了。IPCC这个机构隶属联合国环境署，话语权主要掌握在欧洲国家手里。

　　丁仲礼院士在2010年的《面对面》节目中就痛批IPCC的不公平，为了地球的气候稳定，鼓励节能减排没错，定下8000亿吨的总碳排放额也没错，但为什么发达国家11亿人拿走3520亿吨（44%），人均320吨；而剩下所有发展中国家55亿人只能分4480吨（56%），折算下来人均不到82吨。

　　要知道，碳排放量就约等于发展权，就像我们一直强调的，谈人均收入时，不谈中位数只谈平均数的都是耍流氓；而在谈碳排放量时，只谈总量不谈人均排放量；或者只谈当下的排放量，不谈历史累积排放量，也是耍流氓。

　　事实是，从190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是发展中国家的七倍还多，碳排放对地球的影响不是看某个时间点的多少，而是一种累加效应。从历史上来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反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是相对较低的。

　　我们在谈论整个地球的气候环保时，应该考虑到各种差异的存在，才算是真正的公平。

　　但联合国制定的环保计划，显然没有考虑各国人口差异和发展不均衡的现实因素，说的就是碳中和。

　　什么是碳中和

　　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碳中和，简单来说就是排多少碳就得吸收多少碳，只要总和是零排放就行。

　　前面提到过环保问题主要是联合国牵头，联合国每年都开一次气候峰会，开会的阶段性里程碑，就是制定一些公约，主要用来约束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

　　碳中和就是在2015年的《巴黎协定》中提出的，要求各国承诺在2050-2100年之间实现全球“碳中和”目标。我们都知道这属于一刀切，从欧美国家发展碳中和的历程来看，他们有6、70年的时间可以努力，而发展中国家一边要大力发展经济，一边还要兼顾环保，所需要的努力，尤其是效率，都得是欧美国家的好几倍。

　　但是，我们还是在去年公布了我们的碳中和规划，要在2030年达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个承诺，说白了就是在规则制定权还不在我们手里的时候，面对显而易见的不公平，废话不多说，拿实力解决它。

　　以中国这个超级大国的体量来说，实现碳中和并不容易。

　　一是我们的碳排放总量很大，想要实现碳中和，就意味着我们要比别的经济体减少更多的碳排放才行；

　　二是我们不少传统行业，比如火力发电、石化、交通、建筑，还十分依赖“高碳排放量”的工业，各地区发展也不均衡，如果要进行碳中和，势必大大影响高碳产业的发展。

　　最后一点，同时也是最本质的难题，是我们原本的能源结构十分不平衡。以2019年为例，非化石能源仅有15.3%（做个饼图？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是57.7%）。这不是简单的节能减排可以实现的转型，而是一场真正的能源革命。

　　挑战虽然巨大，但既然我们已经公开表态碳中和的目标，路径必然已经是规划好了的。

　　未来中国长达四十年的碳中和过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中间的一个关键节点是2030年碳达峰，

也就是先尽力排碳，到不会再增加的程度，就进入下一阶段，准备碳中和。

　　实现碳中和的常见思路就是两条，要么减少排放，用低碳或者零碳能源也就是可再生能源；要么就是增加碳补偿，通过植树造林吸收碳，还有碳捕捉技术把二氧化碳封起来。

　　抵消好说，我们多植树造林和固碳就好，难的是少排，我们前面说过，碳排放权就是发展权，是经济发展的命脉，谁愿意牺牲自己的发展呢？

　　为了让大家少排，政府就得想想办法，毫无疑问，经济刺激最管用，也就是谁污染谁付费，于是国家的碳交易市场应运而生。

　　先来解释一下碳交易市场作用的原理，首先是政府限制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给每个企业分配一个额度，排碳量少的可以出售未使用的额度，超出排放量的就得购买更多的配额或者交罚款，制造竞争来鼓励企业提高能源效率，采用清洁技术。

　　欧美国家实现碳中和也是用类似的办法，根据特斯拉2020年财报，特斯拉光是靠卖碳排放积分，一年就获得了15.8亿美元的营收，是卖车净利润的两倍之多。时代变了，这年头卖碳翁不再是满面尘灰烟火色，而是大富翁的另一个说法。

　　公平且有效的分配方式

　　有聪明的氪官可能就会发现，这情景好像有点眼熟啊，先分配额度，再想办法节能减排，超额还要交钱，这不就是缩小版全球碳中和? 这不是还是一刀切，不公平啊？

　　我们都知道，高原上的工厂耗碳量和平原工厂的耗碳量永远不可能一致，再比如发展新能源产业时间长的企业也要比刚起步的企业占优，如果所有企业都分配同样的碳排放指标，就一定会损失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的利益。

　　所以我们必须选一个，公平且有效的分配方式。

　　先来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是怎么分配的，总的来说有两大类，拍卖法和免费分配。

　　顾名思义，拍卖法就是把碳交易权拿出来拍卖，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激发市场的自由度，提高效率。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权力容易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

　　而免费分配法友好很多，国家免费给企业发放额度，有两种发法。一是祖父法，仅根据历史排放量给各企业定额度，虽然操作简单，但是对于早早就进行节能减排的企业不公平。第二种是基准法，根据行业排放强度不同来分别定额度，这样看上去可以兼顾差异，相对公平，但是统计难度太大。

　　我们国家选择的是什么方法呢？

　　可以这么说，我们国家的方法是试点十几年，才试出来的独家方法。

　　历史基线法，就是结合祖父法和基准法，又参考每个企业的历史排放量，又参考产品和行业的标准来定额度。

　　同时为了兼顾市场的公平和自由，我们还选择在碳交易市场发展初期先免费分配，后期市场成熟，引入一定比例的拍卖，因为一定比例的拍卖确实可以增加市场的活跃性。

　　这样的方法好归好，唯一的缺点就是麻烦，中国有多少家国企私企，为了实现公平，家家都单独定制分配/碳减排额度，需要多长的周期？多少人力物力支持？

　　要保证交易市场能发挥作用，最困难的就是各个企业的排放量统计，就像股票交易市场一样，各公司的股价要能实时的反映在同一个交易大厅，才能让交易市场活跃起来。

　　面对我国这么庞大的工业体系，监管机构想要及时、准确的统计各工厂、企业的排放量很难，所以起步阶段，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只覆盖到供电供暖的煤炭和天然气厂，因为这些工厂数据相对好统计。

　　7月16，国内碳交易市场开放第一天，开盘价48元一吨，收盘涨停至52.8元一吨，全天成交量410.4万吨，成交额两亿一千万，打了一个开门红。

　　而未来，当我们的碳交易市场和监管体系更加完善，还会有更多行业纳入这个市场。

　　不止如此，碳交易市场未来还会对个人开放，也就是说，在未来，如果你投身环保事业，或者从事农业，种粮造林，是可以把自己吸收的碳排放量拿来卖钱的。

　　对农民来说，植树造林是减碳，种地也是减碳，这部分付出需要被看到才算公平，碳交易市场给了他们一条增加收入的路，毕竟帮助每个人提升福利才是国家的根本出发点。

　　寻找最适合中国的碳交易方法，就是在气候不公平的国际大环境下，公平地保证每个人的权益。

　　虽然为了保证公平过程艰难，但不用太悲观，我们为了这场碳中和革命已经做足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