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碳”将成为生态文明的新价值认同
“文明”是人类历史积累下来的有利于认识和适应客观世界，符合人类物质与精神追求，能被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价值认同。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现在的生态文明，其本质是价值认同的重建。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以工业技术产业为主体的经济形态逐步替代农业经济形态成为世界的主流经济形态，工业品逐步作为新的价值认同的载体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石油—“工业的血液”，最终被人类选择为工业文明价值认同的载体，形成了当前工业文明的基本格局。而生态文明将以“生态”产品附着于工业、农业产品形成新的一般等价物，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认同。而“碳”正逐渐成为新价值认同的载体。截至目前，全球碳市场规模已经覆盖全球GDP的56%，三分之一的人口，总市值也由2020年的540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22年的1610亿美元。
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在今年两会上《关于加快我国电池碳足迹研究并建立中欧互认机制的提案》提出：一是建议借助我国产业链完善、应用数据丰富的优势，加快我国电池碳足迹方法论研究。同时与欧盟积极沟通，建立合作交流机制，推动中欧电池产品碳足迹方法论的协调与互认。二是建议有关部门按年度、分区域更新发布我国电力碳排放因子，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我国电池产业链各环节碳排放因子数据库，及时更新并向国际通报。三是加强绿色电力认证国际合作。研究适用于我国电池产业发展和产品需求的绿证管理制度，并通过区块链、5G、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为其确权。
加快碳足迹研究的主要原因是2023年欧盟将启动《绿色新政》，对于进入欧盟市场产品的碳足迹进行约束，而我国电网排放因子为1155g/KWh，远高于欧盟270g/KWh的平均水平，这将导致我国产品的碳足迹远高于欧盟产品的碳足迹。这些实例都说明了“碳”正成为新价值认同。
二、构建基于我国国情的碳交易市场
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其显著的生态外部性就是全球气候变化，表征为极端天气的频次增加。碳排放权交易是基于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产权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来矫正环境外部性的政策工具。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于1968年在科斯工作的基础上将产权概念引入环境污染控制，首次提出排放权交易的概念，由政府界定排放的产权发给排放者并允许交易转让此权力，通过市场手段优化资源配置。区别于命令控制型政策，基于市场交易的政策设计更具有成本有效性，也可兼顾效率与公平。
有别于传统碳市场总量控制与交易模式，我国碳市场采用了一种可交易的绩效标准模式。总量控制与交易模式下的碳市场，碳配额总量事先设定，排放总量与企业在履约期内的活动水平无关，即使采用了标杆值法（Benchmarking），但是配额的总量和分配仍然是基于历史数据提前设定的，依然属于控制绝对总量的方法。而我国依据自身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国情，采用了基于强度的交易模式，其特征是企业获得的配额并不事先设定，而是取决于企业在履约期内行业设定的排放绩效标准和企业实际生产活动水平。这有利于企业在履约期内根据市场变化自主进行生产决策。经济繁荣时将发放更多的配额，经济萧条时可减少配额，这也符合我国国情。这种基于强度的碳市场设计兼具税收和补贴的激励政策，对超过绩效标准的企业具有净税收效应，而对于低于绩效标准的企业具有补贴激励作用，并且对产品价格及产量的影响相对较小。
可交易绩效标准模式下的碳市场也存在诸多争议，尤其在碳减排确定性、碳价预期及资源错配风险方面。由于碳排放总量不确定，最终的配额较大程度取决于可交易绩效标准的选取，这就对此标准的设定提出较高的要求，这也意味着碳基础数据质量要高，这也是我国碳市场建设当前的重点与难点。由于最终配额总量不事先设定，市场就不太容易形成较稳定的碳价预期，反过来也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此外，我国东、中、西部，南、北方地区在生产与生活方式上都存在较大差异，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及发展阶段不平衡，在设置可交易绩效标准时，不得不牺牲部分效率而考虑公平性，这就带来资源错配的风险。例如，我国首先纳入的火电行业2162家企业，由于分布不同，技术路线不同，我国依据不同机组的技术特性设置了4个标准值，这就会导致产生排放低的机组补贴排放高的机组的风险。
我国为了促进企业节能，碳市场还将企业外购电力、热力的间接排放也纳入交易体系，这就带来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如何科学核算这部分碳排放。根据IPCC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可以对外购电力、热力的区域电网排放因子、热力排放因子进行核算。但是，由于我国区域电网排放因子差异巨大，云南电网排放因子仅为华北电网排放因子的五分之一，这也会引起资源错配的风险。例如，电解铝行业，选址在云南的企业即使单位产品能耗高于选择选址在华北的企业，那么根据现行核算方法，很可能华北企业要向云南企业购买碳配额。
虽然国际上有单一部门的可交易绩效标准的示范，但是我国选择多部门可交易绩效标准作为碳市场的基本制度，这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及建设难度，但这种模式更适用于中高速发展经济体。
三、碳市场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中的重要作用
2021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指出，推进市场化机制建设，加快建设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进一步提出，建立健全市场化机制，发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用。2022年4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明确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市场，实行统一规范的行业标准、交易监管机制。碳市场对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
1.有助于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碳排放目标设定在碳排放控制政策中具有锚定作用，是减排政策制定、实施及评估的主要依据。随着全国碳市场的建设，八大行业超过1万吨标煤以上的企业陆续纳入碳市场，将覆盖我国70%~80%的碳排放量。随着企业碳排放数据库的逐步建立，将较清楚地知道各行业及各地区的碳排放变化状况。由于可再生能源的低碳排放特性，企业的能源结构将加速转向新能源体系，实现我国碳管理逐步科学与优化。
2.可通过市场交易为碳减排释放价格信号。较发达国家普遍用70年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我国在40年时间同时完成碳达峰与碳中和将付出极大的经济代价。碳市场汇集了大量市场主体的交易信息，形成公开透明的市场化碳价格，可通过市场交易发现社会最小减排成本，有助于我国“双碳”目标更高效实现。同时稳定的碳价将提供经济激励机制，引导资金进入有减排潜力的行业企业，在促进减排的同时，也能刺激前沿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给经济增长注入新的驱动力。
3.可构建碳减排抵消机制推动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碳配额交易市场的重要补充机制是自愿减排交易机制、碳普惠机制及国际碳信用交易市场。我国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2030年碳强度较2005年下降65%以上；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25%；2030年森林积蓄量60亿立方米；2030年风、光装机新增12亿千瓦以上。通过构建碳减排自愿交易市场，可促进增加林业碳汇，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倡导全社会绿色低碳生产与生活消费，形成碳配额市场、碳期货市场及碳减排自愿交易市场的良好互动，协同发展，有利于我国区域协调和生态保护补偿，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实践。
4.可促进树立负责任的碳减排国际形象。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通过了国际碳市场相关机制的《巴黎协定》第6条款。碳市场成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碳定价机制，引领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政策工具，基于我国国情的碳市场设计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同时我国依托巨大的碳市场建设国际碳金融中心，为国内企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新的融资渠道，向国内企业传送及时的国际碳金融资讯，引导我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树立我国积极减排的国际形象。
四、结语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世界普遍认同，“碳”作为一种新的世界价值认同的载体正在得到确认。我国经济仍处于中高速发展时期，区域和行业发展不平衡，部分区域和行业的碳排放已经达峰或处于平台期，而还有部分地区和行业处于高速发展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完全市场化的煤炭市场、不完全的油气市场、省间壁垒突出的不完全电力市场条件，决定了我国碳市场要坚持基本国情。全国碳市场建设设计问题十分复杂，建设任务非常艰巨，阻力巨大，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碳”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各社会主体应积极投身到碳市场的建设中来，促进我国碳市场的良好运转。当前，我国作为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建设碳市场的环境和条件方面有较大相似性，应把碳市场国际合作引入到南南合作框架中，输出中国碳市场的重要实践与经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构建碳市场，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北关正街35号方兴大厦8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