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包括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是衡量上市公司是否具备足够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标准。ESG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4年提出，目前在资本市场，已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截至2021年底，我国存续的“泛ESG”公募基金约200只，总规模突破2600亿元，较2020年末近乎翻倍增长，新发产品数量接近过去5年的总和。从应对监管到主动作为，我国正持续完善企业碳核算标准规范的体系建设，探索符合国情的企业气候信息获取方式。
2021年A股年报季告终，多家上市公司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陆续出炉。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统计，共有1408家公司独立发布报告，另有4660家公司主动披露加强环境保护等信息。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指出，近九成上市公司召开了2021年业绩说明会，其中约1/4披露了ESG或社会责任报告。
ESG关注什么？“环境”指标是关键，尤其是在降碳要求下，相关信息披露越来越受重视。记者注意到，作为减排主力军，能源企业表现积极。从煤炭、油气、化工等传统能源行业，到风光、电动汽车等新能源领域，从中煤能源、东方电气、浙能电力等大型央国企，到宝丰能源、晶科能源等民营龙头企业，纷纷主动披露减污降碳、绿色发展情况。
政策加持，市场相关方重点关注
在日前举办的“企业气候信息披露与碳市场机制”圆桌论坛上，来自能源、环保、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人士一致认为环境信息的披露至关重要。“无论是作为绿色金融的五大支柱之一，还是作为气候投融资的关键抓手，ESG环境信息披露均被反复提及。在落实‘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企业环境信息尤其是气候信息，越来越受到市场利益相关方的重点关注。”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气候投融资专委会副秘书长廖原称。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建宇表示，实现碳中和目标，要求政府、企业、个人等相关主体将“碳”纳入日常决策，气候信息披露是基础。“目前已有不少企业开展信息披露行动，但存在自愿披露格式不统一、数据不清晰、缺乏统一方法学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印发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已于今年2月正式生效，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作出了更加规范、要求更高的部署。”
数字更有说服力。截至2021年底，我国存续的“泛ESG”公募基金约200只，总规模突破2600亿元，较2020年末近乎翻倍增长，新发产品数量接近过去5年的总和。在资本市场，ESG已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在此背景下，证监会于4月15日发布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2022）》，首次将ESG纳入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沟通内容。
“对于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而言，碳排放信息披露是ESG可持续发展指标中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可以帮助企业提高气候风险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也可以帮助利益相关方，包括公众、投资者、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了解企业碳减排的目标和行动。”中国石化绿色低碳处副处长王之茵称。
主动作为，把绿色低碳写进KPI
相比前期，环境指标不再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刚刚过去的年报季，主动披露的企业明显多了起来。
宝丰能源2021年度环保总投入9.49亿元，“我们以每年新增3亿标方绿氢的速度不断扩大产能，未来将形成年产百亿标方、百万吨绿氢产业规模……为国家实现‘碳中和’目标助力”；中煤能源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100%按期完成首年度履约，“公司万元产值综合能耗（2015可比价）1.295吨标准煤/万元，同比下降7.23%。原煤生产综合能耗4.14千克标煤/吨煤，处于行业先进水平”；中国石化将碳的“净零”排放作为终极目标，加速打造低碳竞争力，“2021年实现节能96.7万吨标煤，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38万吨。”越来越多企业把“绿色低碳”写进KPI，不再是被动完成减排任务。
“宝武是全球最大的钢铁企业，去年代表钢铁行业发布了碳减排宣言，今年将首次发布集团绿色低碳发展报告，除了披露二氧化碳减排情况，还将披露包括另外5个类别、7种气体，涵盖供应链整个碳足迹的碳排放核算结果，而且数据经第三方机构核查验证。”宝武集团碳中和办公室碳减排高级专员李爱菊举例。
另据王之茵介绍，中石化已发布国内首只油气行业绿色债券、推出首船碳中和原油，正在计划成立中石化碳中和基金。“整个碳信息披露工作是从被动满足监管要求，到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转变过程。未来，我们会更新完善碳信息披露的管理制度，进一步通过信息化、智能化加强数据管理。在绿色投融资过程中，金融机构会进行相关金融调查，了解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信息，这些要求也促使我们提升碳排放信息披露工作。”
规范披露，以提升信息质量为核心
披露要求不断提高，挑战随之而来。记者了解到，现有报告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企业的理解不到位，管理体系不够健全。在企业个体披露的基础上，下一步还需细化到分行业、分板块、分产品的披露标准，与同行业、同类产品实现对标，同时挖掘减排潜力，进而倒逼气候信息披露能力提升。
“气候信息披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分步实施，每个区域、每家企业的情况也不一样。”李爱菊建议，明确信息披露主体、统计口径，明确量化数据类型，以及不同企业的披露方式，制定实施细则，通过碳市场披露的数据要经过第三方核查机构核查，确保透明性和真实性。“企业要加强碳排放数据管理，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数据披露质量。
以典型的高碳排放企业为例，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战略与研发中心高级专员张倩云认为，披露应当以定量指标为重点，明确数据量化的核算方法，尽量提供可比较对标的数据。“采用第三方验证方式，对披露报告使用的数据进行记录、整理和分析。建议根据各行业特色来建立关键性指标，更全面反映企业能效水平、碳排放绩效，并开展同行业对标。”
“我们发现，金融机构碳核算离不开企业碳信息披露，尤其是气候投融资，一定要有企业信息作为基础。科学有效的核算方法，不仅能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也能提升企业披露信息的动力。”廖原透露，多地大数据正在为金融机构、企业建立“碳账户”，部分环境交易所也在依托碳市场数据平台展开探索，“接下来将持续完善企业碳核算标准规范的体系建设，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气候信息获取方式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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