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迄今还没有一个经济现象能和工业化相提并论。工业化虽然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创造的物质财富却大大超过以往各个时代的总和。中国工业化的成就更是令世人惊叹：仅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建成体系完整、产能巨大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成功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均要求推进新型工业化。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立足新发展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新发展格局，既是对过往工业化的继承，又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实现路径。
一、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途径
工业化与现代化密不可分，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重要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换言之，现代化是由工业化驱动的向现代社会变迁过程。先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时间虽然不尽相同，但都通过工业化实现了现代化。因此，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完善现代化动力机制，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既遵循工业化内在规律，又结合基本国情和时代背景，经过不懈探索，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后来“一五”计划提出，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不放松农业、轻工业。1954年9月，毛泽东同志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提出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必须看到：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指出，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不仅明确了实现现代化的分阶段目标，还以人民切身感受的生活水平（温饱-小康-富裕）作为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十六大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实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科技含量高，是要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经济效益好，是要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摊子、追求数量增长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变。资源消耗低，要求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少，要求注重从源头上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避免走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要处理好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通过教育和培训增强劳动力的能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我国紧紧抓住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技术进步和产业转移等历史机遇，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和升级，建成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包括汽车、电脑在内的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实现了工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成功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2017年，党的十九大绘就了两个阶段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内容。随着2020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将从基本实现工业化向全面实现工业化迈进。2030年我国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制造业占比、人口城镇化率、非农就业占比等指标都将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按照“中国制造2025”规划，到2035年制造业将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的中等水平。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将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国家，是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个梦想必将变成现实。
二、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挑战与面临的全新形势
在充分肯定我国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要求，我国工业化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面临全新的形势。传统工业化模式强调资源和生产要素禀赋，充分发挥低成本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优势。而进入新时代，我们亟需实现要从全球产业分工的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的转型升级。
一是整体生产要素水平较低。总体上看，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源与初级劳动投入，在产业分工价值链中的位置不高，无论是产品定价还是品牌价值。在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钢铁、石化化工、建材等行业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在国际市场缺乏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权。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等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的现象较为严重。
二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近年来，我国面临实体经济结构失衡、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等矛盾和问题，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有所降低。与此同时，实体经济整体供给质量不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供给不足，无法有效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需求，购买国外优质产品成为居民出国旅游的安排之一，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三是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发展不充分。产业数字化转型滞后，虽然在电子商务、线上支付等领域较为先进，但在生产领域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发展不尽如人意，相关行业营业收入、研究投入等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人才、关键技术不足问题较为突出，一些重要装备几乎全要依赖进口，新冠疫情带来的供应链断裂成为企业的心头之“痛”。
四是区域工业发展总体上不平衡。我国工业化水平总体上呈现东部、中部、西部梯次降低的情形。上海、北京、天津、粤港澳大湾区等步入后工业化阶段，而大部分中西部省份基本上处于工业化中期。一段时期以来，“退二进三”“腾笼换鸟”成为一些地方领导的“口头禅”。结果是二产退了、居民收入也降低了；“笼子腾出来了，鸟却没有进来”。因此，产业转型升级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基于二产延伸三产，“退二优二”并举。“无中生有”也不能“一厢情愿”，而要取决于地方发展定位和招商引资能力等因素。
五是工业化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匹配。虽然我国一直倡导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业化道路，但在一段时间内，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运输结构偏路、住房高层为主的现象突出；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薄弱，能源转型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转型，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不仅带有普遍性，也成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制约因素。
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工业化面临全新的内外部形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可使我们跨越“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在经典著作中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得益于工业革命的推动。发达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先进的工业生产方式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并造成环境污染。马克思指出，必须赋予工业生产以社会主义性质，实现健康的、无愧于人本性的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追求社会生产的发展。19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理论，即东方落后国家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波折，而享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对于我们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避免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跨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二是技术进步，可以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新型工业化带来难得的历史机遇，将实现研发设计、原材料供应、加工制造和产品销售等工业生产全过程的精准协同、生产资源优化整合和高效配置；将网络协同制造、远程运维服务、环境数据感知等数字技术与能源监测管理结合起来，可实现工业生产节能增效和能源管理智能化。同时，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可以改善资源回收利用方式。诸多工业企业承担起资源回收责任，创新了“互联网+”回收利用模式，建立了高效、规范的回收体系，这对于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转型升级大有裨益。
三是顺应绿色低碳的国际潮流，为新型工业化开辟新途。随着“创新、绿色、智能”的浪潮席卷全球，可以实现工厂、园区、供应链、产品的生命周期全流程覆盖。我国向国际社会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成为新型工业化的一个重要考量，是质量、能效、环保等标准外的又一个重要政策导向。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中，工业企业要加速推进绿色制造与智能制造融合，实现从传统制造向绿色智能工厂转型、从工业园区向绿色智能园区转型、从传统产业供应链向绿色智能供应链转型、从传统工业产品开发向绿色智能产品和服务转型。
四是俄乌冲突及我国多发散发的新冠疫情，给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带来极大挑战，也为新型工业化提出了新要求、新方向。新时代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顺应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大趋势，改变过去一味追求规模和速度的思路，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由制造业价值链的中低端迈向价值链的中高端，从传统迈向自动化智能化，不断提升制造业的技术、标准、质量、效率、效益和竞争力。
三、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路径与促进建议
（一）应加强顶层设计，梳理产业转型升级方向
要坚持改革思维，坚持系统协同推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设新型工业化必须的各类基础设施，包括新基建、公用技术装备。推动科学基础研究、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的有机链接，切实加强产学研用合作，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研发中心。推动机制体制创新，培育创新环境，政府要加强宏观引导和政策支持，企业要提高自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产业转型升级体现在U型价值链曲线上，要提升底部、延伸两端、替代先行。提升底部要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创造品牌；向左延伸要拥有更多专利、知识产权和企业标准，吸引科研院所进行技术创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部署资金链；向右端延伸要紧盯市场、占有市场，提供更多市场服务，提升产业竞争力。产品升级可从进口(境外输入均是)替代做起，从配套做起，缓解技术和产品“卡脖子”制约。通过生产智能化、分工网络化、产品定制化、过程绿色化，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步伐，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坚持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的新型工业化
要加快突破若干重要战略性行业的重大关键共性技术、核心零部件生产，以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技术，增强系统集成能力、基础配套能力和标准制定能力；加快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的渗透，带动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技术革命，着力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智能化、数字化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尽快转到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的增长方式轨道上来；着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使之尽快成为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排头兵。要坚持“四个面向”，重视并坚持市场导向，研发并推广应用成本低、效益高、减排效果明显、安全可控、应用前景广阔的绿色低碳技术，抢占创新制高点、把握主动权。要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互动、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融合互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互动，努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型升级，实现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目标。
（三）坚持绿色发展，绘就新型工业化的底色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鉴于能源、环境和气候的同源性，应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安全低碳利用，发展规模化储能、智能电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氢能技术，积极发展电动汽车、高速铁路、智能家居等新型电气化技术和设备。要将绿色设计、绿色技术工艺、绿色生产、绿色管理、绿色供应链、绿色就业贯穿于产品全生命周期之中，在保障供应、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控制风险等方面获得效益，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发展绿色制造，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园区和工厂、打造绿色供应链，壮大绿色企业、强化绿色低碳监管，从根本上摒弃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物和高碳排放。发展清洁生产产业，构建现代绿色制造体系，提高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实现工业的绿色低碳发展。把可持续发展融入企业战略与运营管理，并与安全、质量、节能、环保、降碳等措施有机结合，以供应链创新与变革推动企业管理创新与变革、行业发展变革，构建客户、企业、供应商组成的产业生态，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文明不断进步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建立健全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和科技创新平台，不断提高碳生产力。
（四）推动循环发展，不断提高资源效率和效益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推动循环发展的大背景，要将物质、人才、资金、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有效连接起来。循环经济一头连着资源，一头连着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措施。西方国家工业化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过程。实践证明，“末端治理”是费而不惠的措施，只有采取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结合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仅可以变废为宝、化害为利，起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用，还能有效改善环境质量，要发展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质量型、气候友好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园区循环化发展、资源综合利用、城市废弃物协同处置等方面着手，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提高再生资源加工利用水平、规范二手商品交易市场、促进再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废旧农用物资回收利用和循环农业发展，形成循环型生产方式。工业增加了光彩夺目的产品供应，居民消费升级创造了需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既要推动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格局，加快人口市民化；又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城乡关系，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互相促进、齐头并进。
（五）坚持开放发展，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新冠疫情的多发散发以及俄乌冲突，暴露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隐患，必须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内国外循环相互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着力破除阻碍我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发展层次和水平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为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不竭动力。世界的发展极不平衡，一些国家早已走完工业化进程，一些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一些国家尚未开始大规模工业化。要将我国的新型工业化放在全球经济分工合作中加以考量，始终坚持开放发展、共赢发展，努力推进比较优势不断提高、产业分工不断完善和合作共赢不断增强的新型工业化。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与交流，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包容性和分工效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既向他们提供中国技术、中国经验，又增强我国要素资源优势。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深化产业开放合作，使工业化过程成为中国企业提升全球竞争力过程，为全球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中国范例。
（六）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形成新型工业化的合力
新型工业化并非工业领域的单打独斗，而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生产要素、资源环境与生产方式系统性、整体性变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经济将改变产业范式、产业组织形态乃至发展规律，从而为经济理论和实践提出新的挑战。从理论看，传统工业化创造了物质财富，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化可以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但对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如何发展并没有描绘。从实践看，新型工业化中仍有许多问题，如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要通过建立新的法律、制度、标准等予以保障，要通过设立新的基础制度和标准加以规范。从各国经验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影响下，衡量制造业水平的标准和反映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正在重塑。要将我国建设成为制造强国必须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扩大工业产品的需求空间，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显著降低企业集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生产成本，以免传统工业化后期的产能过剩和产业外迁带来产业空心化，并形成以人为中心的服务型制造发展模式。要从制约工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入手，从供给侧效率提升短板入手，加快推动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协同，推进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七）发挥两手作用，提升我国工业在全球分工价值链的定位
从价值链上看，我国的工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中下游，面临欧盟、日本强大的制造能力和美国工业标准控制能力等的双重挤压。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危机之后，世界产业分工面临第三次转型，为我国工业发展提供了补齐短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机遇。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升级，建设制造强国；加强人才、技术和标准管理，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从主要提供产品向既提供产品又提供服务转变。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新型工业化各环节全过程，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发挥政府与市场两手作用，围绕工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堵点问题进行突破，以创新为导向，以推动工业走向国际分工中高端和保障消费者权益为两轮，引导国际合作向更大规模、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发展，积极主动融入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努力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在合作中提升产业自主发展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政府应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对于新兴产业和新业态，要发挥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作用，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产业升级的动力是市场需求，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的精神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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